浙江良渚，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实证地，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成为“何以中国”的真实文化注脚。而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良渚之夜的服装大秀”，嵌玉漆杯上的抱玉珠色、良渚玉琮上的琮黄色，闪耀着今人的眼眸；

陕西杨凌，我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4000年前，后稷曾在此“教民稼穑、树艺五谷”。而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农业科技创新城，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纵览历史，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既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辈辈守护，更在于其能够始终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历史浩浩汤汤、滔滔不绝，但是没有人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每一个岁月的切片，定格的都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印记。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农耕文化也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创新农耕文化，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他强调，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农耕文化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文化之要，“三农”之重

——中华农耕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三农”命题。“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农耕文化就兴盛；反之，文化则难以振兴

实际上，对于“农”，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极为复杂的。

在中国古代乡村，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副对联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直到今日，在很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依然常常可以看到“耕读传家”四个字。可见其流传之广、深入人心。

农耕文化曾经的辉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快速推进中进退失据，也是客观现实。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提到过农民进城后不懂交通规则与城里人下乡不认识农作物的事例。本来两者都是一样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在某一方面知识的匮乏。但现实中，城里人把小麦当韭菜不被认为愚昧，而农民不懂红绿灯却被嗤笑为“愚”“没见过世面”。

这种城乡之间的隔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偏见；而这种文化偏见，根源上，既有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工业与城市文化的强势因素，也与相当长时期内二元结构下“三农”的积弱密切相关。

若务农无法让耕者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若“跳出农门”成为每一个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希冀，若乡村即便发展起来也是“奔驰宝马在猪粪堆里狂奔”，如此这般的乡村与农民，又何谈农耕文化的自信，又何来农耕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农耕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文化课题，同时，也是一个“三农”命题。“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农耕文化就兴盛；反之，文化则难以振兴。

仔细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耕文化的诸多重要指示和论述，很多都是在关于“三农”的重要会议或者调研中作出的。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他意味深远：“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同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眷眷深情：“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5年在云南考察时，他语重心长：“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重锤响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切切叮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

字里行间，既有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深切理解，也有对“三农”问题的深邃思考，更体现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刻把握，对文化工作和“三农”工作的深远谋划。

从历史审视当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自信地提出农耕文化现代化这个课题？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基于新时代“三农”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底气和实力。

古人讲“盛世修文”。今天，人们因农业之重，而尊农耕文化传承之重；因乡村之美，而感农耕文化教化之美；因农民之风采，而慕农耕文化发扬之风采。“三农”的大发展，正带动农耕文化开启新时代的新生机、新活力、新范式。

人们发现，那些“三农”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地方，往往也是农耕文明发展传承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浙江，“千万工程”二十年点亮了之江大地万千乡村，但同时这里也是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省份，怎能不是一种暗含深意的巧合呢？

当然，当前我国“三农”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还是最大的短板和短腿，所以我们还要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力度，加快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而这也正是农耕文化兴盛发展的本源之所在、力量之所在，是实现农耕文化现代化最根本的“大道”。

志古之道，所以为今

——文化若不能和人们实际的“日子”发生连接，不能与当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契合，那么，它就只能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古籍里的文明，难以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

作为一种既往的存在，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必然面临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建立对其当代价值的理性认同。

多年前，笔者去南方某座非常有名的古镇采访。那时，关于古镇保护的概念还不普及，但当地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有效的规划保护，严禁拆建。而由此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地老百姓不满意了！他们赚了钱，希望改善居住条件，却受制于规划保护无法盖新房子。

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传统文化，它很好，很有价值，但是对于现实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如果对它的保护给“我”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又应该如何对待？

司马迁曾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其意就是指，生活于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尊重和肯定传统，目的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给予今天的事业提供镜鉴。

传统古村落固然文脉深厚，但老百姓期盼的就是窗明几净的大瓦房。文化若不能和人们实际的“日子”发生连接，不能与当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契合，那么，它就只能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古籍里的文明，难以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将那些传统的文化形式进行加工、改造与提升，赋予其新的时代载体；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紧扣时代的脉动，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延伸、拓展与深化，丰富其新的价值空间。两者由此及彼、相互支撑，为我们打开了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视野。

作为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就是“活态”。活态，意味着它不是仅供纪念的，而是应用于实践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

在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人们将传统的种养范式和现代技术相融合，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增产增收，实现了亩产“百斤鱼、千斤稻、万元钱”，塑造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典范；作为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的典型代表，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的“万年贡米”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其品牌的评价估值达到了96亿元……

不少古村落也有了新活法。在浙江松阳，这里拥有百余处保留完整的古村落。当地通过拯救老屋、修复古道、环境整治提升等项目的撬动，实现了古村落的活化善用，不仅守护了传统村落风貌，改善了人居环境，还进一步优化了招商条件，激活了传统村落旅游经济，找到了保护与发展两相兼得之道。

还有一些地方，把农耕文化的传承融入了农村的文化墙中、农民房前的楹联中、平时的婚丧嫁娶礼仪中，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与细水长流的生活结合起来，滋养出对接历史传统、适应现代生活、提高群体修养的新的乡村文明。

客观上而言，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很多传统的艺术形态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逐渐失去了应用场景，这是无可回避的。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既不能一味照搬，简单复古，也不能盲目排斥，否定一切。需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该保护的要保护起来，该舍弃的则需要舍弃，做到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

我们讲究精耕细作，但也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大农业；我们坚持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也要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我们秉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同时也呼吁公平民主，注重人的自由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农为本、重农强农，也强调要在市场经济原则下配置资源，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其实，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哪一点离得开文化的力量呢？无论是显性、隐性，农耕文明的元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发挥作用，提供养分。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这正是对中华民族勇于创新、不断进取民族精神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法论的科学说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我们方能在开拓创新的路上不断前进、老凤啼新声。

农文相生，城乡互融

——柔性的农耕文明与刚性的、充满张力的工业文明结合，自然恬淡的乡村生活与弓满弦张的城市生活互补，张弛有度，相生互融，农耕文明乃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将会迎来全新的面貌

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纵向看，是传统文化现代性问题，如何与现实实际相连接；从横向看，还有一个农业文化、乡村文化如何处理好与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

去年，一档名为《种地吧》的综艺节目忽然火了，一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邀请的嘉宾不温不火、没有自带流量，播放节奏是慢综艺的形式，10位年轻人组成小队，天天忙着种水稻、管理大棚、养羊……这样的节目为何能“爆”？答案很简单——乡村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一方面，乡村美妙的自然风景与独特的人文风貌，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同时，乡村生活恬淡、安静的状态，也成了他们放松身心的重要途径。

《种地吧》的火爆，让人们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现代魅力和它所具有的多重可塑性。

当前，我们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乡村传统文化的秩序价值和认同基础发生动摇，农耕文化面临着凋敝和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同时，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内卷的工作压力、钢筋水泥的天空、“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又让人们开始怀念昔日故土的种种。“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这种情感文化需求就越强烈，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就越大。

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的浙江衢州余东村，原本只是农民自娱自乐的“农民画”，现在把画展开到了北京，把画卖到了国外；在云南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摩梭妇女的纺织手艺代代相传，虽然手工编织的产品要比机器生产贵出几倍，但是外来的客商很坚定地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一方面，农耕文化为城市、工业、现代商业体系的发展提供着不菲的“情绪价值”，扩大了自身成长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现代的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城市应用，打破了传统时代的时空局限，为农耕文化的展示、演绎、利用、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支撑，让其有在更广阔空间大放异彩的可能。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与充满生机的当代中国影像融为一体，以全新表达方式，对全球观众讲述中国的古老农耕智慧，在每个人心里激起了久久回响；

中国古代女子主要裙式之一的马面裙，已是不少人日常逛街、通勤的时尚单品，今年春节期间，仅山东一个曹县的销售额就超过了3亿元；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反映乡村劳动生活场景、记录乡村农耕文化的视频广受追捧，江湖中许久不见李子柒，但又涌现出诸如“山白”等创作者。

这是农耕文化的魅力，却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的光影技术、国际化的播放平台，如果没有完备的乡村工业体系、物流体系、电子商务体系，如果没有现代的媒介传播手段，那么，很多的乡土文化只能在乡土内流传。

农耕文化“姓农属农”“农汁农味”，但不能“就农谈农”“惟农是举”，必须要和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实现更好的创新融合，才能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有人把模特走秀的T台搬到了麦田里，有人把咖啡馆开到了山径旁，有人把摇滚音乐节办到乡村来，甚至出现了“牛棚咖啡”“猪圈酒吧”的噱头……这样的混搭、这样的调配，是对城市文化的洗涤、休养，也是对乡村文化的滋养和扩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西方文明常用石头完成建筑，而东方是陶土、木头组合起来的世界，我们将水、火、泥土用智慧烧结，建造建筑、制作器具。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复合的、柔性的内涵，是一种有温度、可塑性和融合性很强的文明。“面对柔性的农耕文明与刚性的、充满张力的工业文明结合的过程，找准二者结合的路径，农耕文明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就会迎来全新的面貌。”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防止农耕文化被误读、被扭曲。一些地方搞旅游开发，拆真建假，过分商业化，不仅文化荡然无存，很多遗址、古迹还遭到了破坏；短视频中，扮丑农民、消费农村、污名农业的画面不时出现，发生流量反噬的现象；《种地吧》走红之后，不少类似的节目一哄而上，却失掉了乡村综艺质朴的“乡土味”……

既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对话，为农耕文化赋能；还要坚持乡土文化的主体不受侵蚀，避免走样变形。或者，正是在这样的“相爱相杀”中，农耕文化才能迎来真正的淬炼、锻造、涅槃，获得新生。

农民主体，文化权利

——在当前乡土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农民如何守住自己的文化根脉？这是农民的文化权利，也是他们的基本权益

2015年，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以《哈尼族四季生产调》《哈尼哈巴》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素材创作的原生态歌舞《哈尼古歌》，惊艳亮相、技惊四座。

然而，如此璀璨而又厚重的文化瑰宝，也曾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深为感慨地说：“我听说，在云南哈尼梯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哈尼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

“如果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靠谁来传承农耕文化？”总书记的深刻发问，道出了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关键。

文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我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如果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依托。

但现实中，我们看到，农民在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中，常常是“失踪”的、失语的。

有些地方，为了搞旅游开发将全体村民迁出，把村落建成仿古商业街，看似有利于整合资源、搞活业态，但却缺了人气、失了灵魂。

有些地方，农民“我”的文化“我”并不能做主。农民的审美需求被习惯性忽视，农民的文化选择权得不到重视。

有些地方，已经成为知名的文化遗产保护地，但是当地的不少农民对此却毫不知情，甚至连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都不知晓。

这里有商业过度侵蚀的因素，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缺失。农耕文化不能只在舞台上表演或展示，更不能脱离了农民的参与。

农民，他们是农耕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守护者、传承者，还要成为利益分享者。

——尊重农民的文化意志。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创新，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服务，这个得问农民。我们不能想当然，更不能替农民做主。我们常说，“乡村振兴要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要为农民而建”，文化也是如此。现在不少地方，实行群众“点单”、政府“做菜”，群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政府搞好服务，绝不喧宾夺主。“村BA”“村超”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这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是农民真心需要的！

——激活农民的文化自信。民俗节庆、良好家风、传统技艺等蕴含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农民树立文化自信。一些地方通过各种文化遗产认定、文物古迹保护、农事节庆开发与广泛持久的宣传，突出农民的参与度，每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各地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乡村文化振兴，本质上是要树立农民的文化自信，农民唱主角，农民展风采，农民得实惠，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

——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不少地方在文化建设中，积极培养农民文化骨干，加大农耕文化的宣传力度，还探索把美育引入农村课堂、从娃娃抓起。在红河哈尼梯田地区，当地建立起多个民族文化传习点、传习馆和传承基地，文化工作者进村入寨搜集整理民间古歌古舞，还组织了《哈尼古歌》农民合唱团，会唱《哈尼四季生产调》等古歌的农民群众越来越多。

——扩大农民的文化收益。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能只是阳春白雪的美好追求，只有确保农民的有效收益，才能激发出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一些地方通过参与式保护与发展规划，扩大了遗产的申报主体、保护主体和受益主体的交集，形成多方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江苏兴化垛田、山东夏津古桑园、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等已经逐步形成了村民参与管理、共同受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促农增收效果凸显。

其实，说到底，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最根本还是在于农民文化权利的有效保障。这不仅在于给他们提供了多少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激励，更重要的是在当前乡土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农民如何切实守住自己的文化根脉？这是农民的文化权利，也是他们的基本权益。

城镇化浪潮不可阻挡，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本要拆除的祠堂被保留下来了，还加大了保护修缮的力度；一些古镇搞旅游开发，留下了一部分原住民，浓浓的烟火气让古镇有了别样的味道；还有这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村庄，在建设得更美丽、更便捷的同时，也正变得更古朴、更具乡愁，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土，她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人都向往的花园、公园和乐园。

中华文化，世界遗产

——我们曾俯视过这个世界，也一度仰视过这个世界。而今，我们目光平和、从容淡定，不睥睨、不侧目，在平视中“交流过眼神”，与世界执手相握

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春节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跨越了国界和文化差异，将有力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海纳百川始能成其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也总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的先辈从异域带来了大麦、小麦、高粱、玉米、番薯、马铃薯、葡萄等，丰富了国人的餐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还有中国的穿井开渠技术，也作为农耕文化的使者走出国门。18世纪，《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农学著作纷纷传入欧洲，引发欧洲农学思想的革新……这是物种的传播，是农作技艺的传递，也是文化的交流与融通。

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在《中国西传物品考》中指出：“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甚至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以来，中国就是最早响应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和成功实践者。迄今为止，已有22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动农遗项目“结对子”的国家。推动福建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与法国勃艮第葡萄园、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与墨西哥城浮田系统等开展跨国农耕文明对话，在国际粮农治理体系传播中国声音、体现大国担当。

在对外的传播中，讲好中国农遗故事，传播好中国农耕文化，也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李子柒现象”“丁真热”、贵州“村BA”等乡村文化现象，经历了圈内、圈外、全民到全球的传播路径，让大家看到了在醒狮、京剧、旗袍等传统文化符号之外的另一个乡韵中国，向世界展现出古老又现代、可敬且可亲的中国形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1909年美国学者富兰克林曾跨越重洋赴中国、日本和朝鲜考察农业，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农夫》，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100多年之后，这本书又在中国出版，人们在中西方的融合视角中，借鉴古老的农耕智慧，进一步探求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可行之道。

由古至今、中外交融，文化的感染力、传播力、生命力一再被拉长。我们曾俯视过这个世界，也一度仰视过这个世界。而今，我们目光平和、从容淡定，不睥睨、不侧目，在平视中“交流过眼神”，与世界执手相握。

从大地里生发出来、从历史深处走来、从乡土中国而起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牵引着古老的东方农业大国，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姿态，开启中华农耕文化现代化的新进程。现代化不负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也一定会还现代化一个惊喜。

旧邦新命，厚土新枝，大国新途，允故允新。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事业、复兴伟业，农耕文化使命昭然！相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们一定能实现农耕文化现代化，创造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文明的契机，我们自信且期待。

（执笔：何兰生 江娜 施维 孟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