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40年前就开始进行旱农技术攻关，到今天，降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等技术指标，都是全球领先的。”

从传统的刀耕火种，到科学种田的现代农业，雨水，是人类食物生产中不变的基础要素之一，如何利用好雨水，关系到全球81%的耕地上，是否可以生产出足够人类生存的粮食。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极端天气频繁出现，旱地农业该如何适应？千百年的传统农耕经验，如何走向现代化？

秋收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梅旭荣表示，在今天，旱地仍然是人类食物最重要的来源，也是粮食安全的稳压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合成生物学等不断渗透到旱农生产技术中，未来或将彻底改变旱农的生产模式。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谈现状：旱作农业进入有机时代

新京报：当前，我国农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旱作农业的情况如何？

梅旭荣：旱地是全球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点领域。我国从“六五”计划时期推动区域治理，旱地农业就是其中之一，最初，科学家们探明各个旱区的降水分布规律、降水利用结构、作物单产潜力等，通过一系列技术提高单产，到2000年之前，旱地平均单产翻了一番。随后开始攻关降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同步提升的问题，到2010年左右，降水利用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增加了60-70毫米降水的利用，单产也得到进一步提高。目前，有机旱作正在成为科技攻关的主要方向，也是旱农发展的主要趋势。

新京报：何谓有机旱作，和有机农业如何区别？

梅旭荣：传统的旱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生产的模式，古代农民通过秸秆还田、粪肥还田等，培肥土壤，保持墒情，实现循环生产，在今天，通过种种科学技术，实现旱地的可持续生产。但理解有机旱作，不能和过去人们认识的有机农业相等同，我个人理解，有机旱作农业主要指生产布局生态化，过程绿色化，产品优质化，按照因地制宜的模式，结合传统经验和现代科技，实现绿色高质高效的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拒绝现代技术和产品，比如化肥，有机旱作尽可能使用有机肥，但不拒绝化肥，而是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将化肥对环境、土壤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就是达到有机的目的了。

谈变化：传统智慧融入现代技术

新京报：如何结合传统旱作经验和现代科技？是否有成功的案例？

梅旭荣：千万年的传统旱作，积累了很多优秀的经验，近40年来，我们研发了一系列旱农技术模式，也打造了寿阳模式、武川模式等多种适应不同区域的模式，但这些技术和模式，很多都是吸收了传统农业精华，比如秋水春用，这是古来就有的，通过覆盖、深松等技术，把秋天的降雨保持在土壤中，待来年春季使用。再如坐水种，也就是点水播种，在春旱的时候，只浇播种的那一小点地方，帮助种子发芽出苗。还有许多这样的经验，不同在于，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理解了背后的原理，通过科学方式，研发出更加完善和高效的方式。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举例来说，传统旱作模式下，降水供作物使用的，只有50%左右，其他的部分或者蒸发到了空气中，或者渗入土壤深处，无法被农作物利用。而我们通过众多技术，尽可能减少蒸发、渗漏的部分，可以把降水利用率提升到70%以上，这是近20年来的成果，是颠覆性的改变。

新京报：在你看来，现代科技对传统旱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梅旭荣：种子的典型变化之一，通过有目的、有方向的现代育种技术，科学家们选育出了许多耐旱且丰产的品种，这是过去做不到的。化肥也是其中之一，化肥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土地培肥的模式，使得产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使得粮食有了稳产丰产的可能。事实上，最大的改变就是现代科技进入农业之中，科学技术的支撑，对旱作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是技术进步，粮食不会出现这些年的连续增产丰收，比如在西北，通过技术，已经基本解决了粮食产量剧烈波动的情况，如果不是遇到极端天气，即便再干旱的年份，也可以获得基本的收成。当然，科技也会带来副作用，比如化肥过量使用，给环境、土壤带来了威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技术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汲取传统旱作的优秀经验，两相结合，找到未来旱作绿色高质发展的途径。

谈发展：我国旱农技术领先世界  

新京报：在全球范围内，我国旱作技术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梅旭荣：在全球，目前的耕地灌溉比例为19%，我国是全球灌溉比例最高的，目前是49.7%，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5倍，即便如此，旱地仍然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警钟长鸣，占比超过一半的旱地生产，是保障粮食的重要根基。因此，我国在40年前，就开始进行旱农技术攻关，到目前，我国旱农技术已经处在世界前列，如降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等技术指标，都是全球领先的。

新京报：我国旱农技术领先世界，是否也在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旱农生产？

梅旭荣：从推广的角度看，我国旱农技术在全球的适用范围并不广，这和我国旱作区的特殊性有关。全球干旱半干旱区，基本都处在热带亚热带，也就是南北纬30度线左右，世界上最知名的沙漠、干旱区如阿拉伯沙漠、美洲荒漠大峡谷、非洲撒哈拉沙漠等，都在这条线上。但在我国，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抬升和东亚季风共同作用，把位于北纬30度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但旱区则北移了10多个纬度，形成了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也就是北方旱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使得我们的旱作农业同样具有独特性，在全球，只有中亚地区和美国中西部和我们类似，所以我国的旱作技术在当地是适用的。事实上，我们很多技术，也已经被引进到当地，帮助当地的旱农生产。而在美国，落基山脉起到了青藏高原类似的作用，造就了美国中西部的旱区，但美国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更大，对旱作技术的需求不像我们这么强烈。

谈未来：新兴技术将改变旱农生产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有哪些新技术可能继续改变旱农生产模式？

梅旭荣：未来最可能的变化，一个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极大地促进旱农技术，比如智能设备实现水分养分变量的管理，以前只能依靠人去观察，每一天都不能错过，长时间试验才能弄清楚其中的变化，然后针对性地去研发技术。现在，一个田间的监测设备，就可以全天候监测数据的变化，并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模拟，以最快的速度找出合适的解决路径。当然，信息技术尽管发展很快，但距离全面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还有一定的距离，未来是可以期待的。其次，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在解决作物抗旱问题上空间巨大，是我们寄予厚望的。这些年来，科学家们培育出了许多高产作物，但很多新品种是在水肥充足的条件下实现高产的，而在旱地中，往往降水不足、土壤贫瘠，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产，我想可能是未来的育种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当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干旱情况仍有可能加剧的情况下，耐旱高产品种的选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京报：当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普遍现象，在旱作区更是如此，科技的发展是否可以破解这一难题？

梅旭荣：农业劳动力匮乏，是农业的普遍现象，非独旱地如此。从全国来说，土地适度规模化、生产机械化是大势所趋，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匮乏的主要途径。和南方的高山大泽相比，北方旱地多在丘陵地带，事实上是具备机械化条件的，只是对机械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适合坡地、梯田生产的农机。同时，大部分北方旱地土层深厚，如山西寿阳，黄土有100多米厚，这为土壤培肥、持续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能够实现适度规模化，对旱农技术的推广应用、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都有很好的帮助。

谈情怀：逆境之中培育优良品质

新京报：几十年中旱农科技不断发展，一代代科学家扎根黄土，你认为哪些精神值得传承？

梅旭荣：在旱地上进行农业科研，意味着选择与艰苦为伴，尤其是过去物质条件不发达，科学家们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科研，春天出门一身黄沙，夏天下地大汗淋漓，每年4月到10月的生产周期，全程扎在土地上，因为农业科研和试验室科研不同，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变量很多，不确定的变化随时会出现，错过一两天，可能就会错过某些重要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使命感，尤其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很多都出身农村，对农业有情怀、有认知，希望能够改变旱农千百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生产，让农业生产为农民带来稳定的收益，让农业劳动变得有尊严。这样的情怀和精神是一代代传承的。

新京报：现在的农业科研还需要那么艰苦吗？

梅旭荣：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科研的方式也在变化，过去我们取土样，靠人工打土钻，打到2米深，不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几乎不可能完成。现在我们有很多自动化的测量方式，有很多先进的设备。但农业科研的精神是不变的，长时间的下地工作，也是不变的。我们队伍、团队在入职时，首先要问能不能下地，能不能长时间蹲在田间地头做科研，蹲不下去的，肯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我入职的时候，老一辈科学家这么问我，等待新的年轻人进来，我也这么问他们。入职之后，老一辈科学家带着我们下地，在田间一蹲就是半年以上，等到年轻人入职，我们也同样带着他们下地。人们说企业文化、团队文化，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团队文化，这种文化不是靠规章制度，不是靠书面的文字，而是几代人言传身教形成的。农业科研不是在试验室里做出来的，是实打实在地里干出来的，就好像旱地的作物，在干旱、贫瘠等种种逆境中，养成优良的品质，农业科学家也是如此，在艰苦的劳动中收获成功的喜悦。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

原文链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97177301129598.html?shareuser=15695761581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