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在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沼气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研究员，作为人大代表先后接受了澎湃新闻、中国科学网、生物质能观察、农村工作通讯、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或平台的采访，分别就农村能源发展、秸秆综合利用和科技创新等问题，阐述了鲜明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现将有关建议进行了整理，转发给大家，供同行们学习、参考。

加快推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作为农业强国的五个方面之一作出重要部署。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加快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生态低碳农业的重要途径，是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内在要求，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赵立欣介绍说，随着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从2014年的2.01亿吨标煤增加至2020年的3.11亿吨标煤，约占全国生活用能的48.3%。农村人均生活用能从325千克标煤增加至434千克标煤，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518千克标煤，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加。当前，农村生活用能主要包括煤炭、薪柴、电力等，其中煤炭占比达到37.2%，尤其是北方农村地区占比超过50%，存在污染严重、清洁能源占比不高等问题，因此，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推动农村用能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为此，赵立欣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因地制宜高质量推广低碳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我国农村地区秸秆、粪污等生物质资源丰富，扣除肥料、饲料等用途，约有6亿吨可就近就地转化为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能源，建议聚焦农村清洁供暖需求，重点在“煤改气”“煤改电”难以覆盖的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广低碳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村庄，推广秸秆成型燃料、打捆直燃等集中供暖；在居住分散的村庄，推广成型燃料户用炉具分散炊事供暖；在城郊融合村镇，推广热解炭气联产、规模化沼气工程等供热、供气，提升农村清洁用能比例，实现化石能源替代、减污降碳。

      二是提升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水平。目前农村地区缺乏管网等基础设施，且管网设施一次性投资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要统筹考虑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发展需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建议参照电网和天然气管网建设，将秸秆清洁供暖工程的供热供气管网、储气站等基础设施纳入乡村建设行动重要内容，打通农户供热供气的“最后一公里”，为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制定出台农村清洁用能补贴政策。随着我国 “电代煤”“气代煤”的推进建设，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清洁用能水平，但用能成本高、补贴费用大，难以在农村地区大面积应用。建议借鉴目前 “煤改气”“煤改电”的补贴政策，对农村地区使用成型燃料、沼气等可再生能源产品给予补贴，建立能源、住建、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开展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供暖终端补贴。

      四是建立清洁能源低碳乡村试点。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为基底的低碳乡村试点，鼓励以生物质能与光伏、太阳能等“多能互补”形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示范推广应用当前成熟度高、可商业化、可持续的技术模式，发挥试点带动作用，总结积累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培育农村能源绿色低碳现代化新模式。

大力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

      “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秆。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找回农业的另一半，成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任务。”两会上，赵立欣强调，秸秆综合利用需要从注重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亟需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实现秸秆利用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走上绿色高值可持续发展之路。

      2021年，全国秸秆产生量8.65亿吨，综合利用率达到88.1%。其中，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18%、8.5%、0.7%和0.9%，已初步形成了“农用为主、五化并举”的发展格局，秸秆综合利用取得了积极成效，秸秆农用水平、收储运专业化水平、市场化利用水平、技术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

      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目前我国单位面积秸秆产量大、作物种植茬口紧，秸秆利用的产业发展不充分，尤其是存在秸秆产业链经济效益不高、秸秆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此，赵立欣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快秸秆高值利用技术研发。针对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组分相互缠绕，解聚难度大，转化成本高等问题，建议通过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部门地方专项任务等，纳入国家科技计划支持范围，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加快突破秸秆组分有效分离、酶解转化等关键技术研发，加大秸秆基材料、绿色化学品等产品创制，带动秸秆产业链条延伸，提升农业副产品的增值收益。

      二是开展秸秆高值利用试点县建设。按照秸秆收集、储运、加工、利用等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思路，以促进产业化、高值化利用为主要目标，建议在全国综合利用重点县中，优先支持建设一批秸秆全产业链高值化利用试点县，推进从小试到产业化技术熟化，加快秸秆高值化利用由点到面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速秸秆高值利用产业化进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

      三是强化秸秆高值利用政策机制保障。建议增设中央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秸秆高值产业化利用建设，鼓励区域性秸秆产业化利用，支持承担秸秆全产业链高值化利用试点的主体按照规定享受用地、用电、信贷等优惠政策，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秸秆利用主体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所得税减征等政策。

在全国创建一批农业绿色低碳技术示范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将以实际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作为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与政策研究工作的专家，赵立欣对农业绿色低碳发展问题高度关注，此次两会她带来了有关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的建议。

      赵立欣表示，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实施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加快推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全国耕地平均等级达到4.76，比2014年提高了0.35个等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68，较十年前提高了0.052；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40%，畜禽粪污、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6%和88.1%，农膜回收利用率超过8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自然村占比达90%以上。

      然而，赵立欣也提及，目前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还存在关键技术创新有待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监测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关键技术攻关，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发挥好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的引领作用，挖掘农业的减排增汇潜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此，赵立欣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创新绿色低碳关键技术。面向农业绿色低碳发展重大科技需求，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精准破解农业减排固碳中的技术瓶颈问题，建议开展以水土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退化和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农业投入品减量、农业废弃物资源高效利用等为重点的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重点聚焦种植业节能减排、畜牧业减排降碳、渔业减排增汇、农田固碳扩容、农机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替代领域，研发一批绿色生产和低碳加工技术、产品和装备，降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巩固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二是加快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集聚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和涉农企业、社会团体等各类创新主体力量，凝练一批适合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品种的绿色低碳技术模式，形成一批综合性技术解决方案，在全国创建一批农业绿色低碳技术示范基地，加快农业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建立农业绿色低碳技术成果第三方评估机制，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评议、成果价值评估、技术风险评价等。

      三是建立健全监测评价体系。加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设，完善监测指标、关键参数、核算方法，加快遥感测量、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信息化监测技术的推广应用。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布设稻田、农用地、养殖场等监测点位，构建科学布局、分级负责的监测评价体系，开展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固碳增汇等定位监测和调查，系统开展数据比对与分析评估，形成常态化监测。探索构建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开展动态监测评估，发挥指标体系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迫在眉睫

      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那么优美的生态环境就是“民之所盼”。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是时下社会热门关切，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声。

      作为长期从事农村能源与环保领域工作的科技人员，赵立欣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注重内涵提升式转变，而不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如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不足、部分基础设施超期服役、垃圾处理设施缺乏、黑臭水体尚未消除、蓝绿生态空间有限等，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迫在眉睫。

      “从现阶段政策导向来看，中央和地方已经陆续出台推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赵立欣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对环境基础设施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实施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行动，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

      赵立欣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各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高峰即将来临，加快建设或提升环境基础设施质量已经成为各地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建”与“不建”及如何顺利推动项目“落地”等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

      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将释放广阔的投资机遇。赵立欣指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不断提升，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0%，市场日益饱和。但广大的农村市场却仍然是巨大短板。数据显示，我国40%的建制村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78%的建制村尚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农村环保设施缺口巨大。这些痛点问题，乘以巨大的体量，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根据测算，光是农村污水处理，市场空间就在5000亿至1.5万亿元之间。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县—乡—村联动的发展模式正进一步促进环保市场空间的释放。”赵立欣说，农业农村环保市场是最近几年环保产业的一个风口，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根据生态环保部的统计报告，2022年，全国新增完成1.6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600多个畜禽养殖大县完成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在26个地区开展农业面源污染与治理监督指导试点，将15个城市纳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900余个国家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完成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1%左右，在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8个特殊地区全面启动“无废城市”建设。2023年，计划新增完成1.6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逐步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对不正常运行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分类整改。

      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反馈情况来看，“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明显”“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高频词。赵立欣表示，在众多环境基础设施短板里，有十大类问题出现频率最高，分别是污水管网建设滞后、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污泥无害化处置能力不足、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不到位、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滞后、垃圾渗滤液积存、工业园区环保水平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闲置、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问题多发、垃圾分类推进力度不够。基于当前我国环境基础设施整体上仍然存在设施能力不足、技术瓶颈凸显、保障体系有待加强等短板弱项，赵立欣建议，从四方面多措并举着力加快补短板、强弱项。

      一是编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立重大项目库，加快提升监测监控、应急处置、污染物收集处理、清洁能源供应“四个能力”，推动形成布局完整、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模式，选择符合产业政策和布局规划的集中点或片区开展工业“绿岛”、农业“绿岛”、服务业“绿岛”建设，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治污难题。

      三是鼓励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推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加大财政资金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力度，创新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

      四是聚焦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等领域，推进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固体废物处置体系，统筹加强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